6月25日下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第33期学术沙龙在中心五楼会议室举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北博物院原副院长、二级研究馆员刘建华受邀作题为“东汉至十六国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与源流”的学术讲座。来自天津博物馆、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等兄弟单位的业务同行也参加了此次沙龙活动。

本次讲座依托文献史料、考古发现与纪年造像，梳理了从东汉至十六国晚期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脉络，厘清了早期造像分期问题，为佛教文物鉴定工作提供了重要标尺和鉴定依据，并指出天津地区目前的十六国时期佛教造像“空白”情况值得业内同仁关注。

讲座开篇，刘建华从佛教及造像起源入手，按照历史时序分段展开，分别对两汉至两晋早期造像、十六国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十六国晚期佛教造像艺术进行概述。

两汉至两晋佛教造像出现在摇钱树、铜镜等随葬品上，保留犍陀罗高肉髻、深目高鼻等特征。此时期，佛像以外来神的形象附属于中国传统道教信仰和鬼神崇拜之中。鄂州市考古发掘出土的孙吴永安四年（261）釉陶佛坐像与两胁侍为独立形象，预示佛教信仰与造像艺术即将走出道教列神的队伍。

永安四年（261）釉陶佛像

十六国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从佛道混杂中完全分离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皈依佛教信仰的主尊，并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十六国早期佛教造像艺术以后赵建武四年（338）鎏金铜佛像为代表，此尊佛像是佛图澄教化下产生的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古印度犍陀罗造像艺术风格，是迄今发现的纪年最早的中国单体金铜佛教造像，为公元四世纪的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十六国晚期佛教造像艺术以河北发现的北魏泰常五年（420）弥勒铜像为代表，是公元五世纪前期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考古分期断代的标尺。此时造像形象呈现汉人面貌并出现复杂附件。

建武四年（338）鎏金铜佛像

最后，刘建华概括金铜造像的双重用途，并通过总结东汉至十六国各阶段造像出土地域、形制、面相衣纹、制作工艺的差异，阐述不同时代佛教造像的核心鉴定要点。

讲座结束后，刘建华与参会人员围绕东汉至十六国时期佛教造像艺术后续研究路径展望、佛教造像莲花座的源流、考古类型学在造像年代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充分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