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馆员白俊峰新著《城市、山林与艺术：天津历史文化四题》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深耕本土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个成果，收入白俊峰撰写的四篇文章，不仅延续了他对地域历史文化的深入思考，而且对此前研究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在本书出版之际，编辑李思文与作者进行了对谈。现将对谈内容整理如下。
李思文：本书收入您的四篇文章，此前均发表过，收入本书时您进行了改写、扩充或完善，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就先从第一篇文章谈起吧，这篇文章从宏观层面对天津历史文化进行了解读，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这么思考的？
白俊峰：这篇文章属于有感而发，是针对当前天津历史文化研究面临的问题撰写的，想用新的思考方式、新的方法实践解决研究中遇到的困难。20世纪60年代以来，本土与外埠学者对古代天津城市史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最大的特色就是学科融合，其间伴随着商榷乃至争鸣，涌现出一批重要成果。遗憾的是，这个传统现在近乎中断了。另一个问题是，陈陈相因的现象普遍存在，比如人们习惯谈论中心城区而忽略周边各区，天津的历史轴线也是众说纷纭。因此，针对以上问题，我在文章中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式，核心就是认识天津历史文化要秉持全国、全域、全时三个维度。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直沽寨—海津镇—天津卫”作为古代天津城市演变的基本线索来看待。这个观点一直占据主流，也是造成前述学科融合传统近乎中断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在这个认识框架内，我们无法再取得实质性突破了——关键节点的文献记载语焉不详且多分歧，文献研究已经进入瓶颈。而考古工作在中心城区的建成区内也受到客观限制，难以深入展开。那么，该如何突破这个困境？陈雍先生在《明清天津城市结构的初步考察》这篇文章中点出一个重要问题：单靠元代三汊沽、大直沽等聚落的自身发展，很难在明代形成天津城市，只有在卫城出现以后，城市才有形成的可能。这个观点给了我很大启发。沿着这个思路，我认为直沽寨、海津镇、天津卫并不存在必然的城镇演化逻辑，应跳出这个本就有逻辑硬伤的思维定式，在一个新的时空维度中寻求新的阐释路径。基于此，该文在提出“三个维度”之前，首先讨论了天津历史文化的基本面，在宏观的人地关系下明确天津长时段的历史分期，并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内城镇与运河、海河的互动关系，解构了前述的叙事，试图重塑古代天津城镇体系的生态。在此基础上，我依据苏秉琦先生对天津考古的精辟论断和韩嘉谷先生、陈雍先生对这一论断的阐释，提出文化的多源性、多元性特征以及边缘效应，用以解释天津这座城市的复杂性。此外，这篇文章还提出重构古代天津城市史的课题，也是为了接续学科融合传统，核心是建构基于考古学研究的新的叙事逻辑，但并不排斥文献。做好这个课题，首先要关注基本面，对大的问题有所把握。
清乾隆时期《漕运图》（局部）
李思文：如您所说，新的方法论思考其实有一定冒险性，但可能会撕开一道缝隙，让我们窥见更广阔的天空。书中收录的第二篇文章此前出现在您对查礼研究的专著中。我们在编辑本书时就有这样的感受，它是一个很小的切口，但让我们通过《秋庄夜雨读书图》了解了清代天津本土文化发展的脉络。您将这个话题通过补充完善，提升到了新层次。能不能谈谈您是如何思考的？
白俊峰：《秋庄夜雨读书图》是我这些年比较关注的一幅作品，它与天津的关系太密切了。我在对查礼的个案研究中讨论过这幅画。这篇文章是此前研究的推进，目的就是借此来观察清代天津文化的发展。这幅画诞生于清代前中期，是天津本土盐商委托江南画家绘制的一幅以水西庄为原型的山水园林图卷。其委托者查礼作为城市新兴的盐商阶层的代表，在对自身社会角色的突围中机缘巧合地促成了该画，因此，作品本身并非人们常说的炫富，而是盐商身份转型的象征。其作者朱岷则是众多北上津门的江南艺术家的一员，见证了清代“南人北上”的进程。我通过对这幅画的观察，将清代前中期定义为天津高雅文化的鼎兴期，该阶段突出体现了以南北交融为特征的包容性，地域文化的面貌基本形成。盐商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城市高雅文化的源头。嘉道时期以朱岷外甥梅成栋为代表的天津诗坛中兴，则是清代天津高雅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突出体现了以血缘传续为特征的族群性，地域文化的共同体意识得以巩固。盐商在天津文化上的地位，就是由梅成栋确立的。晚清民国是第三个阶段，突出体现了以新旧碰撞为特征的开放性，地域文化在追溯中得以延续。此时天津城市经历了新的历史转型，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严修父子借助对《秋庄夜雨读书图》的复制、题咏和水西庄遗址的保护，试图重新唤醒对乡贤的记忆，保存城市文化根脉。
据此，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秋庄夜雨读书图》以其携带的文化基因，深度参与了清代以来天津本土文化“创造—认同—追忆”的过程。缔造了天津高雅文化第一个辉煌时代的盐商，其身份也经历了“外乡—本土”和“商人—文士”的转型。这件艺术品介入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我们观察它的方式和方法。《秋庄夜雨读书图》已经生成高度体现城市特质的文化传统，不仅要从风格、图像这些传统范式中寻找阐释路径，还要将其看作极具象征性的符号。研究地域历史文化，应该多去挖掘这些文化符号并解码其文化基因。
朱岷《秋庄夜雨读书图》（横屏观看）
李思文：如此看来，第一篇“三个维度”是对天津之“面”的思考，第二篇则通过一幅画对天津之“线”进行了观察。我感到，第二篇已经突破传统的艺术史研究范畴，借用了社会史研究的思路，尤其是本文最后一节，还涉及社会心态乃至文化心态。这种小切口、大视野和长轴线的思考，确实给人启发。而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三篇文章，即对盘山的观察则更加“不好描述”，因为您在这篇文章中用到的方法更多元了，特别是关于“文化空间”的界定，没有专业储备的话，很难理解。那些“迁想妙得”的观点，是怎么产生的？
白俊峰：“迁想妙得”实不敢当，我自知水平有限。但确如您所言，这篇讨论盘山的文章跨学科特色更加明显。总体上，我是把盘山当作一件人类与大自然共同打造的作品来看待的，大自然提供的是媒材、基底，这件作品的主要创作者还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这样思考的话，所谓多元的方法其实也并不那么复杂了。比如说，这件作品具有艺术属性，那我们就要用到艺术史研究的方法；也可以把它看作人类留下的文化遗产，当然也要用文化遗产研究的思路来解剖其构成和特色，认识其属性和价值。我倾向于盘山的“文化空间”属性，这个概念既属于文化遗产范畴，又不完全囿于文化遗产的界定。此外，我还从中国古人的修辞智慧中挖掘自主话语解读的潜力，阐述盘山作为“文化空间”的特征，提出了“文化空间”演化的两条基本路径。总之，不同学科、不同方法都要服务于讨论对象和既有材料。比如乾隆帝对智朴《盘山志》的尖锐批评，我借用哈罗德·布鲁姆诗歌研究的“影响焦虑”说加以分析，就是一种方法使用上的通感。因此，这篇文章的探索意味比较重，可能不那么成熟，但希望可以开拓更多解释路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盘山属于这四篇文章中的“面”，也是解剖天津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切面。尽管天津城历史上与蓟州和盘山发生了紧密的文化关联，但盘山归入天津管辖还是晚近的事，许多人在思想深处并不认同盘山是天津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这有一定道理，我们必须承认天津辖域内不同地区存在文化差异，甚至存在微观的乡土文化区，不同时代的核心文化议题也不尽相同。但是，不是说研究天津历史文化就要忽视这个存在。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涉及到此，其核心在于秉持整体史观并尊重不同，只是没有完全展开。从地域角度出发，这个不同有内外之分。对外而言，就是要从全国维度思考地域，尤其是要关注地域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对内而言，就是要承认地域内部的不同并注重历史叙事的衔接，据此了解其历史文化的演进状态。现行行政区划是区分内外或者说讨论问题的“边界”，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也是研究地域历史文化的一种选择策略。同时也要注意，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并非完全重合。我们既要尊重这个“边界”，也不能被其束缚。
金玉冈《峰顶云罩挂月图》
李思文：本书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关注的是盘山北少林寺的误读问题，您在此前的专著中有过讨论，这次单独成文，能够看出您对该问题的深入思考，对解读天津历史文化具有启示意义。那么，这篇文章“新”在什么地方？
白俊峰：总体上看，该文对北少林寺历史还是有一些新认识的。比如，通过解读我新见的史料，将其可考史明确到辽。这则史料就是千像祐唐寺创建讲堂碑侧记。侧记部分文字早已漫漶不清，经过反复推敲，我认为学界通行的“妙化寺”应是“妙祥寺”，据此提出了对盘山“此境旧有五寺”的新认识。另一个收获就是考证出了北少林寺得名的时间，即元中统五年（1264）。此外，还尝试利用图像互读的方法，对北少林寺历史上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考证，可以帮助还原寺院的建筑景观。
这篇文章讨论的核心，还是清代以来对北少林寺的误读。误读是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绕不开的话题。方志、谱牒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有时也会因为误读带来误导，因此需要格外小心，交叉验证。我在文章中谈到，误读是很难避免的，可看作历史的一个向度，即关于过去的记载而非过去。误读作为历史书写是有悖于史实的，但误读本身却真实发生过，因此也会与误读的对象伴生，逐渐成为其历史构成。从某种程度上说，对误读的考证是表述史研究，需要分清历史文本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此外，要警惕误读接受的惰性，比如对北少林寺“魏晋始建、天津最早、嵩山下院”的错误认识，目前在公众层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澄清。克服认知惰性，既有赖于学界的审慎辨析和对误读的修正，也离不开全社会对历史文化的正确看待。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必须警惕一些非学术因素对历史认知带来的干扰。
《钦定盘山志》载北少林寺图
李思文：以上围绕这本书的四篇文章，我们“剧透”了不少话题。那么，您撰写这本书有没有一个总的想法？或者说有没有想要实现的学术目标？
白俊峰：当然有。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天津作为观察对象，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通过对其点、线、块、面的讨论，提出基于学科融合的方法论思考，以期对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有所助益。其实，我不太愿意谈地域这个概念，地域只是观察的视角或研究的对象，研究者的视野、格局和方法不应受到地域限制。因此，我更希望这些思考具有普遍意义，比如对清代天津文化“创造—认同—追忆”的总结，或许是一种“模式”，可以用来观察其他城市或地区。这才是我撰写本书的目的。我想通过实践，助力天津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实现“三个转向”，即方法转向、文化转向、语言转向，就是通过新的方法论实践，带动地域历史研究从浅表的现象描述转入理性的文化阐释，进而实现表达方式的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