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之际，天津文化遗产论丛首部著作《考古天津：历史文化散论》面世。节日期间，我们组织了一场专题笔谈。论丛策划者、该书责任编辑、作者与不同类型的读者，围绕三个议题展开对话：本书的定位是什么？其体例结构、研究方法与实践案例有哪些特点？它对不同类型的读者又具有怎样的价值？这场笔谈超越了普通的读后感交流，是一次聚焦于“如何通过考古学重新认识天津城市及其历史文化”的深度对话。
白俊峰：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陈雍著的《考古天津：历史文化散论》出版，标志着天津文化遗产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丛书的第一部作品，它不仅为后续研究铺设了基石，也为丛书的整体推进奠定了扎实的起点。
陈雍：
这本书从启动到新书面世只用了半年多时间，这个过程促使我对天津考古与地方历史文化做出整体性思考。所以我要特别感谢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以及为这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责编、美编两位老师。
解家琳：
作为一个生活在天津的普通人，读完这本书，我可能会对身边一些习以为常的地标、街道甚至河流产生新的认识。您能否推荐一个您认为最能代表“考古天津”独特魅力的地方，让我们普通人也能站在那里，感受到天津的历史。
王思逸：
很多人对天津的印象是“九河下梢”“天子津渡”“畿辅门户”。书中提到的考古发现中，有没有展现出与这些“标签”不同的天津形象？您认为，哪一个文物、哪一处遗址，相对更能代表天津的文化根脉？
陈雍：
这两个问题，表达出读者想通过天津考古重新认识天津的期待，可以一起回答。我想，很难找出一个地方（文物、古迹）代表天津这种独特的城市，我们不如把问题提升到“怎样认识天津这种独特的城市”。打个比方，这本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一副“考古AR眼镜”——它不是提供具体的天津历史文化知识，而是一种认知天津城市的工具，帮助读者透过平面的表象看到历史的层累。
我不赞成快餐式、网红打卡式旅游；我喜欢静下心来“阅读”。云南丽江古城我去看过三次，黔东南苗寨、侗寨也去看过三次，只有反复“阅读”，才能读出深厚的历史和文化。“阅读”一座有历史的城市，可以从一片老房子、一个历史街区开始，就像阅读一本书那样去“阅读”这座城市。当你开始习惯性地追问“这里以前是什么？”“为什么它是这个样子？”“这些不同时代的东西是怎么凑到一起的？”这时，这座城市在你眼里，将不再是一片平面的街景，而是一个持续生长的有机体。
举个例子。去年秋天，几位上海朋友来天津旅游，问我看哪些景点。我说，天津市区按形成的历史可以分为三大块：一块是以鼓楼为中心的中国传统老城，可惜已经大量拆改，以及老城东边的“古文化街”，其前身是天后宫前的两条街道。另一块是原外国租界区，五大道历史街区，是原英租界的高档住宅区；马可·波罗广场和梁启超旧居一带，是原意大利租界的主要部分；解放桥至解放北路一带，是原法租界公共建筑最集中的地方。第三块是北站至中山路一带，是原北洋新政时期建设的创新街区。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蓟州看盘山和黄崖关长城，去塘沽看渤海和大沽炮台。这样的路线，就是为了让游客在行走中体验本书所说的天津城市的多元性与历史的层累性。
或许，读完这本书，你们能学会从城市平面中看出“层累历史”，揭掉贴在城市上的“标签”，透过那些“舞台式”的旅游景点，去探寻城市深处真实的历史遗迹。
盛立双：
陈老师，首先祝贺您新著出版！我知道，自2016年以来，您已先后出版《考古杂俎》《说说考古》《考古何为》3部学术专著。今年刚一开年，《考古天津》又和大家见面了，四本专著每本都有“考古”二字，您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部书与前三部的区别与联系？编写此书的初衷是什么？
陈雍：
这四本书，反映了我不同的想法。我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经历了学考古、教考古、干考古三个阶段，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北方汉代以前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文化遗产保护。
《考古杂俎》（2016年出版）是已发表论文的自选集，包括考古、文物和文献研究，仅体现自己的研究兴趣，不成体系，所以叫“杂俎”。《说说考古》（2017年出版）收录了我从2013年2月至2016年9月，在《今晚报》副刊发表的100篇考古随笔，从9个方面向晚报读者讲述了“考古学是什么”。《考古何为》（2022出版）是对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深入思考与广泛讨论。
新出的《考古天津》，是我对考古学理论与实践持续思考的落脚点。考古学普遍理论要与天津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要回归到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于是形成了这样的想法：天津考古应当为阐释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一种“考古学方案”。这种想法在本书的“弁言”中有具体阐述。
李思文：
作为“天津文化遗产论丛”的开山之作，我们可以看到，收录的59篇文章被分为5个部分。您在篇章结构、主题筛选上经过了哪些核心考量，最终确定了这五章的框架？
陈雍：
我自1990年底调回天津工作以来，围绕天津考古、文物、历史、文化、城市，陆续写了60多篇文章。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可以有多种组织方式。最容易的是按写作或发表时间排列，但这样实为思想上的懒惰。如按研究对象的年代顺序编排，就会落入简单的线性历史思维，缺乏学术特色。如按专题组织，则难以表达我所总结的天津历史发展轴线，即长时段的“万”，中时段的“千”，短时段的“百”，以及考古遗存空间分布的核心路径：从燕山（西北）向渤海（东南）依地理梯度拓展。
我在前面说了，本书编写的初衷是根据天津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阐释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一种“考古学方案”。我们要揭示出：十万年以来，在自然环境与政治地理的双重结构性制约下，天津地域的人群如何通过拓展空间与调适功能，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这种想法，我从60多篇文章中挑选出59篇，主要依据考古遗存所处的不同自然与人文空间单元（山、河、城、海）进行分类归组。最后，将一些涉及多个空间单元或更具总论性质的文章归为另一类。由此，全部文章可以分为5组，构成了全书的五章：问津、访山、探河、寻城、踏海。这是一个从考古学认识天津历史文化形成、发展的完整过程。
文璋：
您在书中提出一种“从燕山到渤海”空间单元的研究方法。请问在实际操作中，这种“空间叙事”如何解决考古学文化因素在不同自然地理单元间传播与交融的复杂性问题？是否存在某个遗址，其文化面貌因为这种跨单元的研究视角而得到了全新的解释？
陈雍：
从燕山到渤海的空间叙事，本质上是一种长时段的历时性研究，揭示文化发展在时间维度上演进的宏观路径与总体趋势。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属于共时性研究，对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文化遗存构成进行“截面式”分析。两者构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共时性研究，解答某一“时空切片”的“是什么”的问题；历时性研究，则致力于在长时段中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打个比方：从燕山到渤海的历时性研究如同一个望远镜，帮助我们观察考古学文化在万年尺度上迁徙、拓展的宏观轨迹与空间格局；对具体遗址（如元宝岛明清墓地）的文化因素分析，如同一个显微镜，使我们能够细致地观察在特定历史时段，在一个具体遗址里汇聚了哪些不同的文化成分及其共存方式。
天津卫故城遗址现场
历时性的宏观框架为共时性的微观分析提供了动态的解释背景。当我们在某个遗址（如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识别出多种文化因素时，所得到的仅是一份静态的“共时性”清单；如果把它放到从燕山到渤海的宏观视野中，便能理解这些不同文化因素为何在特定时间汇聚在特定地理节点——文化分布的前沿、通道或枢纽，并且受到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动力的驱动。因此，文化传播、交融不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地理结构演进与历史进程共同作用的产物。这样，对于那些位于不同地理单元交界处或文化通道或枢纽上的遗址，其复杂的文化面貌只有通过这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参照的跨单元的视角，才能超越具体遗址个案，获得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解释。
尹承龙：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典型城市群，天津是由静海、武清、蓟州等多个历史上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块组成的，天津的市域历史上也呈现出鲜明的多源性。我想请教本书在“考古天津”“天津考古”和“考古的天津”这三个不同视角的研究中如何处理中心城区与各区之间复杂多源性的历史关系？
陈雍：
你的问题涉及天津行政区划与考古研究视角的关系，以及行政区划多源性与考古遗存多源性之间的关系。
现今天津市下辖16个区。在撤县改区之前，民间习惯称为“市内六区”和“四郊五县”。行政区划往往与地理单元、人口及文化分布存在一定关联，但并非完全对应。如蓟州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河北省下辖县，从人口、方言、民俗等方面看，它与河北省唐山市更为接近。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区划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
本书提出的“考古天津”基于工作的视角，“天津考古”基于知识的视角，“考古的天津”基于阐释的视角。无论是讲述天津的考古工作、总结天津的考古知识，还是阐释天津的历史文化，都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对现今天津市域范围采用不同的区块划分方式。
我们做天津考古工作必须依循“文物属地管理”原则。本书中的《天津市考古五十年》一文，概述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考古遗存，便是依照20世纪90年代的行政区划进行总结的。《考古的天津》一文，为揭示古代遗存分布特点及人地关系，采用了自然地理的区块划分；为考察古代遗存与现今方言的对应关系，则采用了文化地理的区块划分。本书中的《明清天津城市结构的初步考察》一文，又采用了城市地理的区块划分方法。从整体而言，《考古天津》一书采用的是自然地理结合人文地理的区块划分方法。
总之，不同的研究目的，决定了采用不同的区块划分方法，不能仅用一种方法解决所有的研究问题。
杨艺洁：
您研究天津考古为什么要提出天津文化三元结构？构成天津文化三元结构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津派文化，在具体的物质遗存中，我们如何界定和区分这三者？这三者在考古实证中是否存在矛盾和张力？如果可以的话，请您为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陈雍：
本书的主标题“考古天津”，表明“考古”是研究方法与路径；副标题“历史文化散论”，表明“历史文化”是研究对象与归宿。我们搞天津考古为什么要提出天津文化三元结构？这是因为需要讲清楚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津派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想要深入理解天津文化，就必须同时关注其时间维度（历史文化）、空间维度（地域文化）与实践维度（津派文化），把握它们如何持续互动、共同推动天津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下面，我以大家最熟悉的大直沽天妃宫遗址为例，解读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津派文化三者的关系。
天妃宫遗址
通过考古发掘，天妃宫遗址揭露出依次叠压的元、明、清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层；以及大殿基址从明代到清代、再到晚清乃至20世纪50年代的修建、使用过程；元代大殿与明清大殿不在同一个位置上。结合出土遗物，我们建立起天妃宫遗址的“历史年表”。这体现了“历史文化”所代表的时间基底与演变过程。
大直沽天妃宫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妈祖庙，其核心功能是为元代国家海洋漕运服务，是直沽（天津）作为河海联运枢纽的关键实证。这属于“地域文化”所强调的空间特性与功能适应。遗址出土的元代蓝色琉璃瓦当、明代绿色琉璃瓦当、清代灰色陶瓦当，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的适应性变化；大直沽天妃宫一直保留元代“天妃灵慈宫”的名称，而小直沽天妃宫则是沿用清代康熙朝的“天后宫”，民间都叫“娘娘宫”。天津人用民间过生日吃长寿面的方式纪念天妃诞辰。这些都是“地域文化”的生动体现。
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
我们通过考古发掘阐释出天妃宫遗址的重要历史价值，使其从一处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逐步成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托遗址建立的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国家二级博物馆），实现了科学保护与公众展示。这一过程，体现了天津人在城市文化传承中保护文物、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智慧，这是“津派文化”务实、创新精神的具体实践。
盛立双：
作为地方考古工作者，考古工作中的文物保护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您在新著中，作为亲历者用了较多笔墨对市区内的天妃宫遗址和天津卫故城遗址的考古与保护进行梳理和回顾。如何正确看待与处理好考古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您能否给后来考古者说一说？
陈雍：
的确，对于地方考古工作者来说，考古工作中的文物保护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我想先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个名字说起。中心的前身是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对外称为“天津市考古工作队”。2002年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建成以后，考古部从博物馆里分离出来，成立一个新单位。那时候，全国的地方考古部门多称为“考古研究所”或“文物考古研究所”，我们这个新单位叫什么名字？我想，没有天妃宫遗址就不会有这个单位，其成立本身就是文物保护的直接成果，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永远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就叫“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的大环境与二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的天妃宫遗址保护，是与权力、资本、物质利诱等的博弈与较量。作为“天津文化遗产论丛”的第一本书，必须把天妃宫遗址及天津卫故城遗址的保护过程写出来，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我们这座城市。因此，我写了《回忆天妃宫遗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和《城兮归来——天津卫故城遗址考古的重要意义》两篇纪事文章。
专家考察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现场
我曾说过，考古者不仅发现与研究考古遗产，而且要保护考古遗产，保护考古遗产是考古者的历史责任。一处古代遗址经过考古调查、发掘转化为考古遗产，承载着公共历史记忆，需要得到全社会的保护和传承。既然我们选择了考古这一行，就必须承担起保护考古遗产的历史责任，否则你就别干这一行。
考古工作是将古人留下的物质遗存转化为当代文化资源和公共知识的纽带。我们手里的手铲，既是发掘历史，也是在书写遗产的未来。对于一个合格的考古者来说，第一，要学会用《文物法》保护文物，勇于承担起保护的责任；第二，要不断提高考古发掘、研究、阐释水平，这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基础与必要前提；第三，一方面要做到应当保的尽量保，另一方面要做到能不挖的就不挖，有意识的不发掘也是保护。
高睿：
我们常说“保护文化遗产”，但对于普通市民而言，那些地下的遗址和出土的器物，大多数都被安置在博物馆里。我会很好奇，这些文物在博物馆中进行的保护与研究，未来会以怎样的形式与大众见面呢，可否为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当下，越来越多的游客会将天津列入旅行目的地。您可否从考古文博从业者的角度为这些游客提供一些有可玩性、有历史底蕴的游览地呢？
陈雍：
你的观察很敏锐，问题指向当前考古遗址保护、展示方面的问题。目前，考古遗址保护“标本化”和“碎片化”，遗址与空间环境存在割裂，专业研究与公众认知缺少联系机制，遗产保护需求与社会发展需求不协调。为了破解这些方面的矛盾，我在本书中的《一个天津老考古人的愿景》一文，提出了“天津考古博物馆体系”的构想。这一体系以“大考古观”为核心理念，通过建立一个总馆（天津考古博物馆）与四个主题馆区（山、河、城、海馆区）的架构，系统整合与展示存在于从燕山到渤海空间范围内，反映天津“十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千年城市史、百年近代化史”的考古遗产。建立这个体系的目标，是通过原址保护、研究教育、文旅融合三位一体的方式，实现考古遗产从原真存续、价值阐释到当代转化，最终将其转化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生动力与集体记忆载体。
至于当前，虽然这个考古博物馆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你可以按照这个体系的思路，把天津现有的遗址类博物馆（或文物展示厅）串联起来，向你的同学、朋友或游客介绍。等日后整个“天津考古博物馆体系”建立起来，你就可以非常自信地向来津游客介绍怎样参观这些考古遗址博物馆了。
张梦宇：
相较于考古资源更为丰厚的大省，天津的公共考古工作如何另辟蹊径，找到自己的破局通路，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陈雍：
你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适合自身的路径。我认为，一个省市的公共考古搞得好不好，与其所拥有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不是正相关。搞好天津公共考古，当下最需要的是，对天津不可移动文物自身特点的正确认识。
太子陵旧石器出土石制品现场
野沟地点现场调查
室内整理出土石制品
高星与陈雍考察太子陵旧石器地点
专家观察朝阳洞遗址出土石制品
相比较而言，天津的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可能会被认为不多，但其分布的密度较大。我们不必追求“多而全”，我们的底气在于独特的禀赋：从燕山到渤海过渡的地理单元内，蕴藏着距今10万年至100多年的人类文化遗存，其中蓟州旧石器遗址群、辽代千像寺造像石刻群、多元结构的古今重叠型城市、三大线性文化遗产（长城、大运河、海防）、十四仓元代国家漕运仓储体系、张湾明代沉船、渤海近代沉船等，都极具地域特色。
十四仓遗址发掘区航拍全景
陈雍在十四仓遗址现场指导工作
因此，天津公共考古应当坚持走好“特色深耕、精准阐释、主动融合”的路径。本书中的多宝佛塔装藏文物保护、蓟州汉墓群发掘等案例，就是这条路径的实践。只要我们有基于自知的自信，天津公共考古的声音，必将因其独特而越发响亮。
李思文：
本书面向专业与大众双重读者，内容深刻但也追求广泛可读性。您在撰写过程中，为了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具体做了哪些内容上的考虑？又是如何思考和处理这二者的平衡的？
陈雍：
对于我来说，首先考虑的是，在书里我应该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是给谁看的。然后挑选已经有的文章，根据内容的需要，又新写了几篇。最后选定的59篇文章，包括论文、随笔、纪事、讲稿、发言稿等多种文体。接下来构思全书的内在逻辑关系，尝试构建一个“扎实的考古实证——深刻的文化阐释——有担当的保护实践”整体架构。
这本书没有采取传统的“章—节—小节”层级编排，而是分为五个主题单元，每个单元包含十几篇各自独立的文章。全书以“问津—访山—探河—寻城—踏海”的空间序列取代线性编年。实际上，这是一个具有带入感的认知框架。它按照田野考古实地行进的逻辑，引导读者在阅读中自行建立空间与时间、考古遗存与历史文化的关联。这种结构本身如同一张开放的“考古地图”，召唤读者用自己的经验去探索和填充。为便于读者把握五个单元的内容要点，在每个单元的辑页上列出了五个关键词，提示核心内容与阅读思考导向。
这种以主题单元统摄相关文章的编排方式，就是为了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同时能够以更灵活、更符合当今阅读习惯的方式，服务于不同背景和阅读需求的读者。
我认为，既能提供知识、启迪思考，又能激发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与责任的阅读体验，才是这本书所追求的真正平衡。
赵晨：
我们策划“天津文化遗产论丛”，是希望为天津文化遗产研究搭建一个持续发声的平台。借此机会，想请您谈一谈对这个论丛以及正在成长的天津考古年轻一代的期待。
陈雍：
天津文化遗产论丛致力于构建一个严谨、开放、包容的学术共同体，为年轻朋友们提供深耕的沃土。我们深切期待年轻朋友们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扎实耕耘，勇于将学术研究推向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现实前沿，把研究成果切实转化为守护城市文化根脉的力量。希望大家永葆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肩负起连接历史与未来的责任。天津文化遗产论丛的价值，终将由你们脚踏实地的学术实践来定义。
最后引《考古天津》结尾的一段话，与年轻朋友们共享：
城市的记忆深藏在遗址里，考古者从中唤醒“过去”,让考古发现成为鲜活的遗产。这份遗产，是城市的魂脉，既塑造着当下，也孕育着未来。我们今日的探寻与守护，是为了将文明的火种与选择的权利，传递给后人。考古，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