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7日至29日，第三届京津冀考古学术交流活动在天津武清顺利举行。

此次活动由天津市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指导，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

11月28日的学术交流环节，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区域考古、大运河与长城考古、考古新发现、科技考古等主题，进行深入分享交流。此次学术活动汇聚了来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河北大学等考古科研机构的19位专家学者。河北大学洪猛教授做活动的学术总结。现将各位专家学者交流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与实验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王明辉分享了多学科技术在人骨考古中的应用。人类遗骸是考古工作中最为普遍的遗存，对其传统研究方法主要为肉眼形态观察、二维测量及数据对比等。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与分析方法被运用在古人类遗骸的研究中，如数字摄影和图像分析技术，CT扫描，三维激光扫描等，这些方法及分析视角进一步促进了古代人类遗骸的相关研究。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杨菊分享了北京新宫遗址出土绿松石的最新研究成果，此次研究通过一系列高精度技术手段，综合探讨了大坨头文化墓地出土的28件绿松石制品的材料属性、工艺特征与潜在来源，不仅填补了华北地区早期绿松石研究的空白，也为重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关键证据。它表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南北方之间就已经存在着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杨菊分享了北京新宫遗址出土绿松石的最新研究成果，此次研究通过一系列高精度技术手段，综合探讨了大坨头文化墓地出土的28件绿松石制品的材料属性、工艺特征与潜在来源，不仅填补了华北地区早期绿松石研究的空白，也为重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关键证据。它表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南北方之间就已经存在着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助理馆员徐晓娟分享了天津武清距城堡北遗址2025年度考古成果。该遗址2024年进行了调查与勘探，2025年对勘探发现的夯土基址和青砖堆积密集区域进行发掘，出土小件157件（套），砖类6000余件。遗址清理出大量有序排布的金代塔基和泥塑佛教造像，是天津地区的首次发现。这为天津考古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和新视角，更加明确了金代佛教遗存的时代特点与内涵，是国内佛教研究的珍贵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张利芳探讨了明代皇室墓葬的文化内涵。近年，北京市海淀区四王府村发现了几座保存较为完好的明代皇室墓园，考古发现表明，明代皇室成员墓葬由工部统一营建、礼部统一致祭，有严格的等级约束、祭祀礼仪和丰富的丧葬内涵。此次研究深入挖掘和阐释了明代陵墓文化遗产的科研价值，为传播明代陵墓文化提供了新视角。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张利芳探讨了明代皇室墓葬的文化内涵。近年，北京市海淀区四王府村发现了几座保存较为完好的明代皇室墓园，考古发现表明，明代皇室成员墓葬由工部统一营建、礼部统一致祭，有严格的等级约束、祭祀礼仪和丰富的丧葬内涵。此次研究深入挖掘和阐释了明代陵墓文化遗产的科研价值，为传播明代陵墓文化提供了新视角。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与文物保护部副部长、副研究馆员尹承龙分享了天津运河考古工作成果。近年来，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系统开展了天津卫故城遗址、十四仓遗址、张湾沉船遗址等考古发掘与研究，涵盖运河城市、漕运仓储、沉船、河道本体及附属文化等。并以考古成果为支撑，重新梳理天津中心城区城市起源与发展脉络，突破“直沽寨—海津镇—天津卫”单线认知框架，从“河城互动”视角初步构建隋唐至明清时期天津城镇体系的形成与演进路径。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以箭扣长城五期考古新发现为例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在长城考古方面取得的新成果。同时，本次考古工作是箭扣长城研究性保护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考古先行，深化了长城保护工程的前期勘察，为保护措施的细化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考古发掘与保护工程之间“无缝衔接”的模式，避免了不同专业之间的“空档期”，更有利于长城遗址的保护。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助理馆员杨艺洁介绍了天津武清十四仓遗址2024—2025年考古发掘成果。通过重点勘探和考古发掘，确认南仓村南的漕仓遗迹是一组由12座形制基本一致的大型建筑基址组成的漕仓院落遗址，并对其中四座大型建筑基址和外侧环沟进行了部分揭露和重点解剖。根据几座建筑基址的形制尺寸、营造方式和类型特征，以及科技考古手段在元代文化堆积内获取到的水稻、小麦植硅体，结合相关文献记载首次确认其为元代官制粮仓仓厫。这是国内首次发掘出元代国家漕运仓储遗址，是研究元代漕仓制度的重要考古实证，是中国大运河考古的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