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积极推进天津考古事业发展，强化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当下，本公众号日前推送了考古学家陈雍先生关于李嘴明清家族墓地人骨DNA研究和天津方言来源的学术随笔，引发广泛讨论。陈雍先生关注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在《考古的天津》等文章中“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天津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征。此次推送陈雍先生的文章《大运河、海河与天津城》。文中提出天津“枕山抱河、近都临海”的文化生态特征，并以宏观的学术视野作了历时性梳理，对认识天津历史文化具有重要启示。今后，本公众号将不定期推发相关文章，以飨读者。希望借此不断强化学科融合与方法论创新，跳脱出“就事论事”的浅表层面，多从文化结构或文化模式的角度观察问题，进一步发挥考古在历史文化研究与当今文化对话中的桥梁作用，增强文化自信，讲好天津故事。

大运河、海河与天津城

陈  雍

      《天津日报》2025年4月21日“理论创新”专栏刊载白俊峰、尹承龙的《河城互动视角下的海河历史文化》，从“河城互动”视角，用“考古海河”话语，指出海河历史文化（天津地域文化）是距今4000年来人类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跳出“直沽寨—海津镇—天津卫”单线城市发展逻辑，从经济与军事两个维度，尝试构建一个自隋唐至明清的城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考察天津城市起源发展。文章提出，激活河与城的文化基因，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胸怀，在唤醒记忆的同时，建构新的叙事，是为研究海河历史文化的现实意义。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天津城市因河而生，依河而建，治河而安，用河而繁。在河与城互动中形成的海河历史文化，它的根深植在天津城。这篇文章摒弃了天津地域文化研究中的环境决定论，用文化生态研究范式解读海河历史文化。“文化生态”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文化生态”认为，人类是一个由文化和生物构成的系统，文化与生物的相互影响，形成共生关系，人类系统存在于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环境系统里。因此，可以通过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文化适应环境的动态过程及文化变迁规律。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适应特定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形成了特有的形态。

      历史文献里有许多关于天津城市文化生态的内容。清康熙刊本《天津卫志·建置》记载，天津卫城开设四门，门上建楼。北门城楼，今（康熙十三年）改“北拱神京”；东门城楼，今改“东连沧海”；南门城楼，今改“南达江淮”；西门城楼，今改“西引太行”。天津卫城四个城门楼上的匾额题字就是明清天津城的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