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下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第十六期学术沙龙在中心五楼会议室举行。本期学术沙龙由白俊峰主持，张旭以“西周青铜礼器鉴赏”为主题进行了分享。

张旭首先简要介绍了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天津管理处的基本情况。天津是新中国最早成立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的省市，至今已有70余年历史，涌现出大批国内知名专家，经过一代又一代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审核了数以千万的文物，验扣了近百万件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为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身处文物进出境审核工作一线并结合自身研究重点，张旭以天津博物馆藏品为例，简述了西周青铜礼器的发展脉络。

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灿烂辉煌的时期，君王以及贵族用一批批青铜制品“以食以享”“以蒸以尝”。青铜代表着身份地位，这种象征集中体现在礼器上。所谓礼器，是在贵族进行祭祀朝会等活动时举行礼仪活动所用器物，其主要用意是为维护礼制，是等级制度的体现和道具，是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

西周是我国古代礼仪制度最完备时期，早在商末周王就开始对相应的礼乐制度做出改革，以增强现实政治的需要。这种改革从周文王时期开始，持续不断，到周公“制礼作乐”，对礼乐制度进行全面改革，西周中期形成了完善的礼乐制度。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作为周人为政之精髓，是周人处世的根本行为准则，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都被规范其中，成为国家对于社会臣民控制的重要手段。《周礼》《礼仪》《礼记》等详尽记录保存了周礼的许多内容，孔子曾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礼乐制度的制约下，青铜礼器的铸造又达到一个高峰。

天津博物馆收藏有许多堪称国宝、驰名海内外的西周青铜礼器，这些器物多来自近百年来社会各界人士的竭力集藏、无私捐献以及文物博物馆界的勉力征集，品类齐全，流传有序，从中可以体现出西周礼器的发展演变。

依据陈梦家和马承源两位先生的观点，西周青铜器可分三个时期，即从武王至昭王为西周早期，穆王至夷王为西周中期，厉王至幽王为西周晚期。见于著录的青铜礼器主要种类有食器、酒器、水器与乐器，断代分期标准是从器物形制、纹饰、铭文、铸造方法等方面加以划分。天津博物馆藏西周青铜礼器可据此归类阐述。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与商末的青铜器有很多共同之处，可将其归类为一个艺术发展时期，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青铜器多承袭商末的形制，食器有鼎、簋、甗、鬲；酒器有爵、角、觚、斝、尊、卣、壶；水器有盘等。代表作有出土于天津蓟州区张家园遗址的“天”簋、“梁山七器”之一的太保鼎、曲折传世的夔纹铜禁等。商周文化起源不同，发展过程中具有各自的特色，同时又相互影响。西周早期青铜礼器对商的因袭继承是非常明确的，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形制独具特色的器物，呈现出一种新的时代风格。

西周太保鼎

西周夔纹铜禁

西周中期随着礼乐制度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反映在青铜器上是其组合的独特风格开始树立，用鼎制度形成反映了礼制的加强，“重食”组合取代“重酒”组合，彻底完成了从“神器”到“人器”的变革，反映出商周两代不同的统治思想。青铜器在这个时期从器型、纹饰、铭文字体，开始摆脱殷商的影响，向形成自身风格发展。代表作有父己爵、伯尊、鸟纹附耳盘等。西周中期青铜礼器最显著的特点是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早期的一些纹饰不再出现，纹饰布局开始变化，由对称布局变为较自由、连续的纹饰带形式，纹饰由繁缛趋向简素。西周中期彻底改变商末周初兽面纹神秘繁缛的风格，进入纹样转变新时期，其意义深远，在青铜器纹饰发展史上堪称是一次巨大的转变。

西周父己爵

西周伯尊

西周晚期青铜器种类和样式减少，造型趋向实用、纹饰趋向简朴淡雅。礼乐器主要有鼎、簋、盨、簠、壶、盘、匜、钟、镈等。代表作有小克鼎、太师鼎、伯簋、克镈等。西周晚期的青铜礼器虽形制没有突出发展，但却注重实用，追求清新明快，宁静庄重，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审美意识的巨大变化。

西周小克鼎

西周太师鼎

西周克镈

张旭分享结束后，围绕文物研究方法、文物研究与考古的关系、传统文物鉴定、科技检测等问题，大家展开了热烈讨论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