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7日下午, 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讲座暨中心学术沙龙第十四期在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举办。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特邀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陈雍老师,做题为“为什么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学术讲座,白俊峰主持。社会公众及来自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南开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师生等近百人参加。
陈雍老师以“文明是什么”开题,按照“城邑与乡村”“城里人与乡下人”“早期国家的特征”“良渚社会的物质生活”“良渚社会的控制”“良渚社会的意识形态”等6部分详细分析了良渚遗址所体现的良渚社会的整体面貌,同时也阐释了良渚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而说明了良渚遗址为什么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浙江余杭发现的良渚文化古城遗址及周边130多个遗址,在太湖以南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聚落单元,西半部是城邑,东半部是乡村。
杭州余杭良渚文化遗址分布情况
从良渚文化早期开始就围绕良渚古城动工营建的观象台、台基、水坝、城墙、河道等工程项目体现了良渚人对古城营建的整体规划思想。良渚古城遗址所体现的向心式三重结构、高台建筑、中轴线、宫殿区房屋皆坐北朝南、“井”字形(水)路网结构等规划思想基本确立了后代都城建设的雏形。良渚古城内东部宫殿区与西部墓葬区的空间位置关系,以及墓葬区从北向南依次按照王族、贵族、平民三种等级墓地进行排列,都可以在殷墟遗址找到相似性。
良渚古城布局示意
良渚社会形成了城邑社区和乡村社区两种类型,城邑社区包括国王、贵族与平民,乡村社区包括首领和农人,他们遵循着共同的社会礼仪与丧葬习俗,在一定的组织制度和认同意识作用下,成为一个地区性社会。进入文明门槛的良渚社会,具有三个早期国家的特征:第一,按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第二,复杂社会分层;第三,权力等级系统。
与良渚古城同时开始修建的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不仅反映了良渚人已具备水利相关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更体现了其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组织、调动大规模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社会组织能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国家的权力与制度保障。
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
良渚古城营建以及周边以水利工程为代表的系统工程完成的基础必然需要一定规模的人口,而解决足够食物的供给也就成为社会物质生活的基础,考古发现显示良渚是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临平茅山遗址揭露出良渚中期和晚期的稻田遗存,茅山稻田在良渚文化晚期由几十平方米的小田块发展为上千平方米的大田块充分说明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茅山稻田遗存
池中寺发现的200多吨来源于不同产地的炭化稻堆积遗存说明随着政治统治与权力集中,良渚社会分为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后者向前者缴纳土地赋税,表明土地所有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良渚古城营建和水利工程的劳力应来自统治阶层所管辖的各个村落社区,所有的工程也可理解为社会剩余劳动转化为徭役形式最直接的体现。隐含了良渚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土地所有权与生产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池中寺遗址发现的炭化稻堆积遗存
古代墓葬是丧礼行为的最终结果,因此被视为研究古代丧礼最直接的实物资料,良渚墓葬随葬的玉石器按照品类、材质、形制、数量、纹饰等形成不同的组合,可视为墓主社会性别与权力地位的象征符号,其组合遵循一定的规则模式。
良渚社会的精神生活,被以巫术为主要形式的萨满教主导,即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良渚玉器以最具代表性的人、鳄、鸟纹样组合构成的不同图案,象征着良渚等级社会的价值观和宇宙观,充分表明玉器在社会控制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良渚玉器上的“神徽”与中国云南及北美洲造型图像比较,实际是萨满教巫师形象
良渚玉器人、鳄、鸟纹样组合
听众围绕良渚文明的消失、良渚的生业方式、社会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等问题与陈雍老师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文物筑牢文明之基、传承文明根脉、滋养文明形态,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与多元性两个显著特征,五千年前的良渚文明为这个古老文明提供一个重要的源头。本次主题讲座也是探寻以实证讲清楚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突出特性和重大贡献的一次尝试。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我们文博人初心如许,责任在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