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考古工作亮点不断成果丰硕
618岁的天津,文脉久远
图一 白马泉村北墓地考古发掘现场
图二 白马泉村北墓地考古发掘现场
图三 太子陵旧石器地点考古发掘现场
■天津人类发展历史不少于10万年
■天津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2000余处
■天津是同时拥有集长城、大运河、明清海防遗存三个跨区域、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于一身的直辖市,充分体现了山、河、海
兼具的自然环境特点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有生日的城市,天津今天迎来她设卫得名618岁的生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退海之地,无古可考”是普通人对天津考古的印象。但经过几代天津考古人长期不懈努力,天津考古实证了天津地域超10万年的人文史、近千年的城市史,为600余岁的卫城铺就了厚厚的基石,使天津的文脉深刻而久远。
考古发掘新发现
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等调查宁河县四遗址,让天津这座城与新中国考古第一次产生了联系。1956年,东丽张贵庄战国墓的发掘中,发现距今2000年的战国墓33座,正式拉开天津新中国考古的序幕。之后,蓟县张家园、围坊、青池、东营坊、朝阳洞等商周、新石器、旧石器遗址等考古工作陆续开展,距今3500年、5000年、6000年、8000年、1万年、10万年......天津地域的人文史在一次次考古工作中被不断刷新。尤其是天津蓟州太子陵旧石器发掘的新发现,更是证明了天津人类发展历史不少于10万年。
天津市蓟州区太子陵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曾在2005年、2015年开展的考古专题调查中,发现和采集到较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石制品。2021年10月至11月,该遗址考古发掘取得新进展,新发掘出土石制品标本158件。从地貌部位、地层堆积及出土石制品文化特征来推测,遗址所在地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即距今绝对年代应在10万年至1万年之间。这一新发现,再一次有力证明了天津人类发展历史不少于10万年。
这一重大发现,将天津地区早期人类探源工作继续向纵深推进。综合以往旧石器考古发现和成果,实证了天津的人类发展历史,以及华北乃至中国北方地区早期人类繁衍生息、连续交流演化的重要区域,凸显未来地区旧石器考古的极大潜力和拓展空间。
今年,天津考古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推进相关考古发掘工作。今年5月对蓟州区白马泉村北墓地的考古发掘,清理完成东汉、唐辽及明清时期墓葬84座,出土文物400余件(套)。两汉时期墓葬是本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收获,其中西汉墓2座、东汉墓6座。白马泉村北墓地延续时间长、形制多样、随葬品组合特征明显,出土遗物多样,丰富了该地区汉至明清时期的墓葬资料,为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的墓葬形制、丧葬制度、丧葬习俗及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考古工作成果丰硕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担着我市域内基建考古、主动性考古、抢救性考古以及水下考古工作,还承担以考古出土文物为主的文物保护方案编制及实施工作。
该中心负责人介绍,多年来,天津考古主动融入城市发展,共完成基本建设考古项目200余项,考古勘探面积1000余万平方米,发掘古遗址6万余平方米,清理古墓葬1000余座,出土文物1万余件。其中,多项考古发现填补了天津地区考古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天津考古工作者还持续推进主动性考古研究,特别是在天津地区早期人类探源工作、大运河相关遗址调查与勘探、古代城址调查与研究方面成果斐然。经过不懈努力,现已构建起天津地区距今10万年以来旧石器文化编年序列,极大延伸了天津的历史轴线,勾勒出天津不同地区丰富多样的历史场景。这些成果的取得,极大改变了以往天津历史主要集中于建卫后600年的认知。
与此同时,天津考古工作者始终致力文物的信息采集与科学保护,先后完成千像寺造像田野调查、天津市明长城资源调查、天妃宫遗址本体保护、张湾明代沉船保护修复、天津市石窟寺专项调查等多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实现了考古与文物保护并重。此外,天津考古工作者积极开展我市水域的水下考古工作,先后完成大沽口北岸炮台、义胜营炮台等多个涉及明清海防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持续推进天津海域水下文化遗产重点调查,基本摸清了天津海域的水下文化遗产分布状况,发现了多处重要的水下遗存(疑似沉船点等)线索,为推进天津水下考古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最新文物普查成果显示,目前天津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2000余处,是同时拥有集长城、大运河、明清海防遗存三个跨区域、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于一身的直辖市,充分体现了天津山、河、海兼具的自然环境特点。拥有如此丰富的文物资源,天津考古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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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