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津明清时期小型墓葬研究的一点看法

       众所周知，从全国范围内来讲，明清时期墓葬研究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一己之力，坚持不懈地对区域内的明清时期墓葬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整理、保藏与研究。二十年来，铢积寸累，不仅研究成果丰硕，更重要的是已经建立起了较具规模且保藏体系完善的明清时期人骨标本库。就目前而言，全国仅此一例。

        自2005年以来，受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委托，我带领中山大学研究团队持续参与蓟州区（原蓟县）明清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和分析工作，主要负责古代人骨的保护与研究。在陈雍先生和中心诸位同仁的大力支持下，陆续完成了桃花园墓地人骨的古人口学重建、体质特征比较、表型与遗传学相关性、个体与群体生长发育状况、健康与疾病、文化习俗（特别是缠足现象）考察以及基于骨骼生物力学的行为分析等工作。尽管这些探索性的研究为相关的考古学重建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支撑，但总感觉人骨研究的整体性不强，结构性阐释不够深入。在这种困扰之下，我开始思考明清时期人骨研究的深层次意义，但仍不得要领。

         近来，陈雍先生站在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天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及杨柳青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建设的高度，以多篇凝练的文字，围绕“乡土墓葬”这一主题，相继提出了对天津南北运河沿岸“乡土社会”研究的具象思考。他所强调的“以人骨为本位、以父系家族为重心、以村落墓地为单元”的方法论，为今后明清时期小墓研究确立了一整套基本原则和研究范式。

        可能有人会问，明清时期人骨有何研究意义？该中心的盛立双研究员和我曾在《天津蓟县桃花园墓地明清人骨保护与研究述要》（载：天津博物馆 编，《天津博物馆论丛》，科学出版社，2012）做出了适当的回应，“在蓟县桃花园墓地正式考古发掘之前，通过前期考古调查与勘探，考古工作者已经掌握了这批墓葬的形制、数量、分布、基本年代等考古学信息。如按以往的工作惯例进行发掘，这类普通的明清平民墓葬，除去随葬品如陶罐、铜钱、饰品等遗物编号采集外，做为墓葬主人的人骨都不做采集，国内也未见有大规模采集、保护与研究明清墓葬人骨的先例。通过考古勘探显示，桃花园墓地墓葬数量（200余座）且按家族墓地方式埋葬、墓主人身份有平民化趋向、人骨保存相对较好，我们意识到：这样一批数量丰富、身份比较一致又具有家族血缘关系的墓葬人骨标本全部采集，应该能为华北地区晚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提供基本样本，这也是考古者践行‘在有限的发掘空间内最大限度的榨取遗存综合信息’理念的一次极好机会,通过人骨采集并开展相关研究，提升明清平民墓葬考古发掘的学术含量，开拓基建考古新的学术生长点。”

       我们在研究之初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一、明清时期是人类体质微观演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出于某些原因，国内考古学界与体质人类学界仍然缺乏对明清时期以来人类遗骸的系统收集、保护与研究，由此产生的是全新世以来人类微观演化资料的断层。这样也使体质人类学的某些研究只能在古代骨骼（以及牙齿）数据和现代活体数据之间跳跃，无法进行连贯性的比较研究, 因而为全面认识中国人体质的连续演化规律造成困难。桃花园明清墓地人骨相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体质人类学研究方面在这一时期的断层与薄弱环节。二、遗传特征的骨骼表现研究有待深入。人骨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其种族的考察。明清时期，许多宗族仍旧保持着族人死后葬入家族墓地的传统。家族墓地的规模一般都较大，个体间的遗传学关系紧密，样本量丰富，这些有利于我们发现诸多家族遗传特征在骨骼上的表现。明清时期做为与近、现代人类最为接近的一个历史时期，开展这一研究，无疑会为现代人的家族体质遗传特征研究提供极为充分有力的参考。三、墓葬的家族与当时社会生活研究应有足够的联结。对考古遗址出土人骨的病理现象进行认定和研究也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探索某些现代疾病的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资料。古病理学也可以通过能够反映个人行为、饮食习惯或职业分工等信息的骨骼病理表现、微量元素构成和骨骼痕迹研究，对于阐释墓主人生前的健康状况、生活情况、所从事职业以及社会风俗等具有重要作用。墓地人骨的研究有利于釐清古代人群内部成员间的亲缘关系，这些与墓葬其他考古出土遗物（包括墓志等）、墓地分布排列、历史文献记载等资料相互印证分析，为深入探讨明清家族墓地埋葬习俗以及以个人或家族为单位的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细节，提供了可能。

天津蓟县04JTM320（乙）左股骨哈里斯线

        这一次暑期之行，我们团队成员们又完成对西青区杨柳青镇元宝岛墓地119座墓葬所含明清时期人骨的古人口学、体质发育、健康水平以及骨骼生物力学数据的采集工作，获得了对该墓地明清时期个体以及群体生物学信息和社会学信息的初步认识。需要指出的是，元宝岛墓地位于平原区，桃花园墓地则地处盘山脚下，曾经生活于两地的明清时期居民，他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及活动方式与强度上到底有着怎样的差异与共性，这是我们未来研究的着眼点。

        现在，陈雍先生有关“乡土墓葬”的系列阐述为我们既有的思考构建了更加清晰而富有深度的方法论。陈雍先生从地域空间上，特别是从大运河沿岸来考虑家族墓地的确是一个突破口，这是一个极富建设性的视角。这个提法直接将有关明清时期墓葬的考古学分析引向了社会史研究，给了我们较大的学术提升空间。如果说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一个鲜活的视角，探讨了江南地域的乡土社会，那么天津也可以从明清时期的墓葬来谈大运河北段的社会史，构建一个曾经鲜活的乡土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