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民先生在考古发掘现场

感谢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与保护专家咨询座谈会。会前，考察南仓村村南发掘现场，还到东西仓村头、土城村高地一看，听取汇报。过于匆促，会上自言不及义，故又成建议文字，备参考。

 十四仓遗址文物保护标志碑

一、探索十四仓超越漕运的国家意义

这也是对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研究的拓展。习近平总书记长篇专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说：“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元朝开国，海漕为主，还未通大运河，十四仓所处只能说是“小”运河。在都城前沿、面向渤海建立超大仓储，应不仅为城市人口供给，还要进取海洋，或是忽必烈的首位国家战略。

大有作为的历代皇帝都志向大海，表现方式不同。亲自出海的有秦皇、汉武。隋文帝下诏“近海立祠”是要出海，在城市建设上也有讲究，如命名杭州及选址营造总管府。忽必烈设十四仓，应有海洋意图。这么说，开大航海的朱棣，只是他的继承者。

一个证据是，没有天津卫时，就有了的元朝天妃宫。其设立就是为出海祈福的。另一个证据，在武清卫故城。该卫城的城垣1400余丈，与天津卫相当，是缩小之前城垣而成的。那么原卫城为何是超规制的1919丈，很可能是借用元朝某建制的旧界。统一不久的强盛王朝，只建衙城，外郭只设卡建门，以山水、木栏代垣，土垣极简，例子不少。隋东都洛阳外郭城，发掘证实为文献所记“短垣”；管州为隋置，后名郑州，方志记唐代筑垣，不确，其南、西、东城墙是汉代就利用的商城。约自隋起，地方城市有不设北门的，应是效法都城无正北门的形制。武清卫沿袭元城，故不开北门，而元城效法的是大都，地位特殊，应与国家海洋战略有关。

提出科学问题，相比结论，同等或更重要。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有《古物》文介绍，古物“指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古物保管委员会通过的标准：古物之年代久远者、数量寡少者，本身有科学、历史或艺术价值者。将科学列于前，很有道理。

考古调查总是表面的，发掘总是局部的，所以要预判十四仓遗址的学术潜力。这是“一分材料”该出的“一分货”（傅斯年语），不是忽悠。带上课题，是很早就有的提倡，对今后保护和研究，都很重要。

二、更加做好考古工作的顶层设计

1、大范围考古理论布方。为十四仓遗址群并“飞出一子”在武清卫故城，布设细密方格，以排查问题。这想法，得自李济“草地寻球”譬喻，许倬云为新版《李济传》作序回忆——李济说：“真会找球的人，不是找答案，而是找问题，让问题牵出问题。一大堆的问题出现，‘草坪’也会就不一样了！”已有发掘，取得重大成果，十分难得。但虽见元代沟的底部，当时地面却未发现，估计降低1米。这对复原研究是很不利的。南仓村、东西仓村、土城村等是历史名村，城关镇是历史名镇，旧居之下可能古代地面尚存。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董家林村，占压的是宫殿区，当年发掘祭祀坑，只剩底部，而不远处村民院子、房屋的地面高出不少。

20世纪60年代河西务一带老卫片

2、灵活安排抢救性主动发掘。各种动土作业，防不胜防，不能全赖偶然发现报告。遗迹发现较难，一般理解，文物埋藏区指的是器物，所以报告遗迹发现的几率很小。土城村的陡崖高耸，一场暴雨下来，就会损失，而失去的就是河西务城址。我们要赶在那里的护坡工程设计之前进行发掘，并加以展示剖面。湖北鄂州吴王城遗址北部已被长江淘去，我走在江岸陡壁前，看到的是城市历史浮雕，未见“城摞城”剖面，颇有遗憾。

土城村一带航拍

3、以实验考古学方法异地“重建”一座仓房。从多学科复原研究开始，就要考虑筹划这项工作。有专题电视记录片介绍，英国巨石阵已办到这件事。我国现存古代完整仓房建筑的，北京外，还有敦煌故县城，可资参考。

北京南新仓（图源网络）

蔚县常平仓（图源网络）

三、精心做好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 

总书记上述专论首项要求有“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政策需求当包含关于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部1986年《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条例》有此内容。该条例出台，应与夏鼐先生在1984年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讲《文物和考古》有关，其中说到“各省应当有一个地方性的文物管理系统”。先生最后道：“我们祖先遗存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把它保护下来，传给子孙后代。我们可以做一些研究工作，用这些来宣传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建设两个文明服务。”新时代最大的政策需求，当然为“五位一体”文明建设。我们要在十四仓遗址及武清卫故城将其具体化。

山东省所的老所长张学海常说，我们是干“四有”的。他主要指快速钻探、为保护和考古赢得主动。他曾以聊城地区发现两组龙山文化“都、邑、聚”遗址为例，在1995年全国考古工作汇报会介绍经验。划保护范围，定重点、一般区，是文化部1963年《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所示。十四仓遗址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项工作急需开展。与地上古建筑不同，划定古遗址范围，允许有一定的模糊度。这需要让更多人理解。难题是，考古工作者如何在城乡建成区测定重点？在河西务村落和城关镇可作尝试，解决得好能为全国榜样。

现在发掘的是南仓村南的一座仓院，地势较高的南仓村该也是一处。这类现象有代表性，也就是说，除了村周有发现的划为重点区外，还要对村中房屋加以管控。汇报中所示的“20世纪60年代锁眼地图”、“1928年顺直水利委员会实测地图”是重要线索。当时村民也许还有利用老墙基的，元、明地面至今尚存。这种管控，当包括土城村房屋租赁之类情况。测定武清卫故城保护范围类似，也要用这二幅地图，还有历代地方志及其他文献记载。历史文化名城都是“城摞城”，很多规划专家却无视重要考古遗存。城关镇是“镇摞城”典型代表，要使其保护和发展结合好，成为榜样。

河西务一带

1928年顺直水利委员会实测地图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要进行”的工作：（一）为防止人为破坏，必须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做出标志、说明，建立科学的记录档案和组织具体负责保护人员（即“四有”）；（二）为解决和生产建设的矛盾，更好地发挥文物的作用，要进行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划工作，以便纳入城市或农村建设规划；（三）为防止自然力侵害，应逐步开展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和保护措施；（四）广泛地运用各种方式，进行经常的宣传与介绍工作。这些都以问题为导向，今仍需坚持。

我国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确立于1956年4月2日国务院国二文习字第六号《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美国为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包括文化遗产地是很晚的事，纳入居民密聚的大尺度遗产并专门立法，则更晚。

要正确理解文物保护单位，得看《通知》说的：必须发挥广大群众所固有的爱护乡土革命遗址和历史文物的积极性，加强领导和宣传，使保护文物成为广泛的群众性工作。“只有这样做，才能适应今天的新情况，才能真正达到保护文物的目的。”山东省落实《通知》最坚决。读学术大家王献唐先生1956年11月《山东的历史和文物》文会很受启发。他说：“历史不允许割断，重古轻今或轻今重古，统是偏差。因为一轻一重，就把轻视的文物破坏”，“这并不是说把它一齐包下来，而只是要求先不破坏，让那些专家们判断。也不是说我们这一代的专家就能完成判断工作……只是不断的向前进展，不断的发现新文物，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最后道：“为了祖国，为了现在和未来的全人民利益，要向蓄意破坏文物者作坚决斗争，要广为宣传教育，使保护文物成为群众性的工作，不可叫后代子孙批评我们说没有给他们留下祖传的珍贵遗产”。这是说：不要只将少数重点公布保护单位，为后代都先“留下”；不“一齐包下来”的，指比较复杂的修缮、发掘、搞公园等诉求，所以“只是要求先不破坏”。读《通知》前后郑振铎先生论述，见《郑振铎文博文集》，可增进理解。“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管理工作，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郑先生1956年底发表的讲话，还阐明真正目的：“我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前贤所示，今天看也不过时，属于守正创新之正。

实施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基层文物考古部门是主力，还是联系群众的纽带。这些经常的工作，丰富而生动，不可或缺。建议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注意发挥武清区、河西务镇、城关镇政府及其从业者更大的作用。

四、注意政治，发挥遗产保护中心的平台作用

北京中轴线成为世界遗产后，总书记提出“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如此的明确，从未有过，之前有关领导人说的还是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我觉得，这新指示是对全国的核心的工作要求。事实是，世界上文化和自然复合型遗产并不少，有文化为主和自然为主的，不过因专业、部门分工，或须破除的“观念障碍”、“利益固化”，鲜有人提。与自然和谐共生，当为现代人类社会根本追求，是最长远的政治。有关从业者，特别是年轻人，都必须注意转变，不跟一时之风，做出实质性努力。十四仓遗址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交融，汇报所示“十四仓遗址周边水运通道平面示意图”是很好的说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应以已有成果为契机，落实总书记的新指示，去组织微地貌演变、仓储建筑史等研究的合作，解决难题。总书记上述考古学专论也史无前例，指示“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所以我们这个中心的平台作用，极重要，大可发挥。

“非常注意”政治是李济先生说的。实际上中国人独立的现代考古之路是由天津走出来的。1923年，河南新郑县出土大宗古器物后，南开大学教授李济受丁文江委派前往。他在《新郑的骨》文道：“10月2日，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丁文江先生邀请我在此遗址作进一步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寻找该地区内是否有任何新石器时代的遗存。”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一般认为是中国人独立进行现代考古的开端，这是背景。在新郑，李济得遇美国史密森研究院的毕士博，于是西阴村发掘进行。又因此1928年考察多国，归途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会见历史语言所傅斯年所长，任该所考古组主任，主持殷墟发掘。他的最后专著《安阳》成于1977年，仍提到1923年赴新郑的教训：“做这种工作一定要非常注意现行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这其实概括了他的一生。在殷墟，李济与同事促成古物保存法颁布，开始长期担任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委、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在李庄，李济1943年发表论文《古物》，虽未收入《李济文集》，实为他注意政治的代表作。这才是真实的中国考古学之父。我们后代人也当如此一生。

我对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特别看重，事出有因。2001年我出席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大会深受启发。该中心是国际政府间组织，法定职责增有“坚持和倡导保护的社会价值”。我的报告发表在《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杂志提出建议：“旗帜鲜明地发展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的专门研究机构。”没想到，不久就得知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诞生，确定名称还刻意去“研究”二字，以强调保护为主导，认为保护包含研究。这决定，根据的定是宪法、文物保护法和文物工作方针。后又听到一位意大利教授在讲座说：“我是研究遗产保护的，不是研究历史、考古的，也不是研究物理、化学的；遗产保护是科学，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城市科学、化学、物理学等。”妙！我于是将这两个观点都发表在长篇论文《遗产保护的价值》中。

为有力发挥平台作用，中心未来称谓当坚持“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核心职能，其他称谓，可以加括弧处理。为更好推进十四仓遗址考古与文物保护，在河西务镇设考古工作基地也迫在眉睫。